焦裕祿精神是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群眾開展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培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崇高革命精神和優良革命傳統的突出體現，是中國共產黨人一脈相承精神譜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2014年3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省蘭考縣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曾指出：“焦裕祿精神，同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鋒精神、紅旗渠精神等都是共存的。任何一個民族都需要有這樣的精神構成其強大精神力量，這樣的精神無論時代發展在哪一步都不會過時。”從對焦裕祿精神“親民愛民、艱苦奮斗、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科學概括，到提出特別值得學習弘揚的“公仆情懷、求實作風、奮斗精神、道德情操”；從學習弘揚焦裕祿“對群眾的那股親勁、抓工作的那股韌勁、干事業的那股拼勁”的重要指示，再到強調做縣委書記就要做焦裕祿式的縣委書記，始終做到“心中有黨、心中有民、心中有責、心中有戒”的具體要求，習近平總書記以其學習焦裕祿精神的切身體會，所作出的關于焦裕祿精神的系列重要講話和指示批示，極大地豐富了焦裕祿精神的內涵精髓，賦予了焦裕祿精神新的時代價值，為在新時代弘揚和傳承焦裕祿精神指明了行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焦裕祿精神詮釋了一個“心中有黨動力足”的中國共產黨人形象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焦裕祿從1962年擔任蘭考縣委書記到1964年5月逝世，以一年多的短暫工作鑄就了黨的精神譜系上的永恒豐碑。焦裕祿在實際工作中發出的“蘭考三誓”，充分展現了一個共產黨人對黨和人民應有的真摯情感。從河南省開封地區尉氏縣的第二書記到蘭考縣的縣委書記，焦裕祿迎難而上，絲毫不畏懼“災區栽干部”的流言，毅然決然地響應黨的號召，臨危受命攜家帶口一起赴任，到當時“最苦、最難、最窮”的重災區蘭考縣，憑借的正是鐵骨錚錚的堅定誓言所帶來的強大精神力量，“感謝黨把我派到最困難的地方。越是困難越能鍛煉人，請組織放心，不改變蘭考面貌，我絕不離開那里”。

　　迎難而上，積極工作。焦裕祿所面對的蘭考，以其“災荒壓頭、人口外流、干部發愁”的困難情況聞名當地。與此同時，焦裕祿還要努力克服自身“三難”，即從未主政一方就擔任重災區縣委書記的工作困難，按就職地區降一大截工資標準的生活困難，三年自然災害所造成的營養不良性肝炎的身體困難。面對著難上加難的不利局面，焦裕祿到了蘭考后并沒有等政策、靠撥款、要援助，而是積極主動地開展工作。在困難面前，焦裕祿發出第二個誓言，“拼上老命，大干一場，決心改變蘭考面貌”。

　　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到蘭考后，焦裕祿四處調研、查找問題、總結經驗，帶領全縣干部群眾戰天斗地，以其革命豪情和沖天干勁為治理和消除“蘭考三害”、從根本上改變蘭考面貌作出突出貢獻。最終，實在無法支撐到治理好“三害”的他，于生命彌留之際，在病床上發出“不改變蘭考面貌，我死不瞑目”“我死后，要把我葬在沙丘上，我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的第三個誓言。沒有過多感人肺腑豪言和撼天動地壯語的“蘭考三誓”，展現的正是一個普通共產黨員和黨的基層干部在面對困難和危難時，所表現出來的對黨的無限忠誠和使命擔當。

　　大德源自真情。在焦裕祿42年短暫的人生征程中，從抗日期間被敵軍抓去當苦力的勞工，到剿匪運動中英勇奮戰的戰士，從土地改革運動中拉二胡巧做群眾工作的黨員，再到毅然領命智斗自然災害的干部，焦裕祿始終是不向人生抵押命運的硬漢、能文能武的孤膽英雄、敢于迎難克難的奮斗勇者。正是在黨的關懷和培育下，焦裕祿懷著對黨的不竭真情，在人生的道路上一以貫之的不斷磨礪精神、砥礪向前、奮勇拼搏。

　　二、焦裕祿精神詮釋了一個“心中有民定位準”的共產黨人形象

　　人的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焦裕祿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建設時期，其豐富而艱苦的人生經歷，堅定了他對親人的恩情、對黨的真情、對人民的熱情，激發了他對人生的熱愛。在一生中，焦裕祿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將一些美好的事物，或者他認為好的人，一直稱呼為“娘”。焦裕祿口中的“娘”就是養他育他的母親、救他教他的黨、愛他敬他的百姓。“娘”始終是焦裕祿生命的起點、情感的支點、力量的原點，正是這一份份人世間最溫暖、最真摯、最感人的情感，使得焦裕祿在面對人生中的一個又一個考驗、挫折和打擊時，無論承擔什么樣的角色、處于什么樣的境地、面臨什么樣的抉擇，都能將對至親的恩情、對黨的真情、對人民群眾的熱情自然而然地融會貫通，從而將自己的自然生命延伸、社會生命拓寬、道德生命推遠。

　　人民群眾才是真正的主人。來到蘭考任職后，焦裕祿認識到在現實的工作和生活中，的確存在著一些群眾在面對具體工作時當“看客”“游客”“過客”，也存在著一些黨員干部做人不正氣、做事不硬氣、說話沒底氣，結果總受一肚子窩囊氣。焦裕祿提出“干部不領，水牛掉井”，即黨的基層黨員干部一方面要振作有為、積極施為、果斷作為，另一方面應當更加積極主動地引導人民群眾，讓他們認識到他們才是真正的主人，從而在開展具體工作時充分地依靠群眾和發動群眾。焦裕祿認為，之所以干群關系出現問題，其本質并不全在于黨員干部能力不足、知識不夠、方法不對，而往往是黨員干部對干群雙方關系的認知和定位上不準確所導致的。

　　人民群眾是黨員干部的衣食父母。當年，毛澤東同志曾經把人民群眾比作“土地”，把共產黨人比作“種子”，強調“種子”要發芽、吐穗、結實，一時一刻也不能脫離生長的“土地”。焦裕祿在當時極為困難的條件下，提出黨員干部一定要“先示范后要求”。比如，下鄉調研一定去村里最窮的家庭，吃住要和人民群眾一模一樣，“不能拍腦袋決策、拍屁股表態”，要先調查后發言，在桌前炕頭、田間地頭和人民群眾真正地“心貼心、情暖情”“同甘苦共患難”。在焦裕祿的心中，他不但真心地將貧困群眾和基層人民認作“娘”，而且認識到要充分依靠群眾，“辦法得到人民群眾中去尋找”。在滿足人民群眾生存需要的基礎上，要更加注重滿足人民群眾的發展需求，讓人民群眾萌發出夢想、看得到希望，生發出改變生活、改變命運、改變人生的理想。

　　德高莫過于愛民，行高莫過于利民。焦裕祿曾說，“我就是渾身是鐵，能打多少釘”“共產黨員應該在群眾最困難的時候，出現在群眾的面前”。焦裕祿果斷地“樹立典型、以點帶面”，摸情況、想辦法，大膽地試、勇敢地改，苦干、大干加巧干，下活了蘭考人民治理三害的全盤棋，滿足了當地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從這個意義上說，一方面是焦裕祿以其短暫人生成就了蘭考36萬人民；另一方面，也是蘭考36萬人民以其艱苦奮斗成就了焦裕祿和焦裕祿精神。焦裕祿經常說：“一個共產黨員要密切聯系群眾，做群眾的知心朋友，要幫助群眾進步，首先要有一顆對黨、對階級兄弟的赤誠忠心，不能有任何私心雜念。有了私心就會忘掉黨性，人也會變得自私起來，聽不到群眾的心聲，摸不到群眾的脈搏。”也就是說，只有心中始終保有人世間最實最真最暖的真情，超脫出個人、小圈子和小利益集團的局限，才能在對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之間關系的精準定位上獲得為人民服務的“真知”，從而為開展好工作奠定堅實的基礎。

　　三、焦裕祿精神詮釋了一個“心中有戒定力穩”的共產黨人形象

　　清正廉潔是中國共產黨人保持先進性的重要體現，也是焦裕祿精神的鮮明特點。焦裕祿之所以能夠成就焦裕祿精神，在于他用鮮活的生命詮釋了黨員領導干部對人性光輝的認識和踐行，在于他用嚴謹的操守注釋了黨員干部對黨性修養的體認和實踐，在于他以慎獨的清風詮釋了黨員干部對德性品格的錘煉和自律。焦裕祿講真心、動真情、來真格，以大無畏的改天換地的精神，以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決問題的作風，以善于從自己身上發現問題，以微知著、以身示范的操守，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所能達到和應當達到的高尚情操、精神境界和理想人格。

　　“心中有戒定力穩”貫穿于焦裕祿人生的始終。在其中，最為關鍵的兩個方面就是“管住自己”和“管住家人”。管住自己，焦裕祿依靠的是堅定忠于黨和群眾的利益，忠于自己內心的選擇，動真情、講真話、做真事，實事求是地根據蘭考實際情況、歷史發展和人民群眾的心聲而付諸行動。在考察蘭考各地情況之后，焦裕祿發現在貫徹上級政策時與老百姓的內心愿望不完全相合，下面的同志貫徹執行確有難處。在認真解讀、貫徹黨的政策基礎上，從實際情況出發，他竭力主張盡量采取靈活辦法，不搞“一刀切”。焦裕祿善于自我批評，實事求是地進行自我批評。1964年3月，焦裕祿在召開縣委常委生活會議的發言中檢查自身工作存在的問題，帶頭進行自我批評，他說：“在工作作風上，我有些老毛病容易犯，就是粗，有些急，這樣有時就有些脫離實際，這樣對下邊的困難考慮不夠，對下邊批評不夠恰當，有時控制了自己，不公開批評，可還影射的批評，這方法是不恰當的。”他認為越是在困難的時候，越要經得起考驗，作為黨員干部不能搞特殊化，生活上更要嚴格自律，反復強調“革命不是做官，要勤勤懇懇的當人民的勤務員”。焦裕祿生活簡樸、勤儉辦事，堅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衣、帽、鞋、襪都是補了又補、縫了又縫。他正是以自己勤政為民、廉潔奉公的實際行動，展現了共產黨人的高尚情操，在人民群眾心目中樹立了威望和形象。

　　共產黨員必須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個人利益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貢獻。在“管住家人”的問題上，焦裕祿深知干部搞特權的危害。他不僅能夠洞察問題的關鍵，又能撲下身子圍繞實際問題制定方案。當發現兒子不買票看了場“白戲”，他一是嚴厲批評，二是補票，三是親自起草了《干部十不準》，整頓了官場風氣。當他發現女兒焦守鳳在工作問題上想去工作輕松又體面的地方，不僅當面批評了她思想跟不上步子、落后，而且在大會上以女兒為反面教材公開批評，教育青年引以為戒。在教育完女兒之后，焦裕祿卻主動地挑起女兒賣咸菜的貨擔沿街叫賣，給女兒示范怎樣才能將貨物更好地賣出去，從根本上解決了女兒的工作難題和思想問題。

　　焦裕祿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大道”完滿體現。焦裕祿精神體現了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將“心有黨”與“動力足”完美結合，讓“心有民”與“定位準”良性互動，使“心有戒”與“定力穩”相互支撐的三維立體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心學”結構；體現了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將對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關系的科學定位、在錯綜復雜的局面中對主要矛盾的精準把握和對宇宙人生的至真、至善、至美的大道知行合一，融合到日常工作和生活的點滴之中，運用到實際工作的總目標和全過程之中。從而，牢記黨員的初心與使命，不斷提高個人修養和實踐能力，以實際行動塑造一個優秀共產黨員的光輝形象，鑄就一種永恒定格的寶貴精神財富。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副教授、倫理學教研室副主任 王樂）